鸦片妖魔化华人形象

　“我们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，接着浮现一个人影，是一个男人，一个中国男人。不过也可能是蜡像，因为看起来毫无生命力。软呢帽遮住了那张黄脸，仿佛是别人把它轧在那里，然后没再碰过它。硬邦邦的褂子看不出形体，管状的裤筒像一截烟囱。那个中国男人甚至都没靠着墙，但他的沉默和静止不动代表着克制的力量，其坚定的目标不容扭转。”

　　这是1890年美国一篇报刊文章对华人抽鸦片的描述，作者用西方人典型的两极化语言对华人形象进行妖魔化：病态的、没有生命力的躯体，隐藏着如同魔鬼般的神奇力量。早期遍布唐人街的非法烟馆加剧了这种对“他者”的想象。

　　在华人开鸦片馆之前，美国人早就吸食鸦片

　　其实早在华人开鸦片馆之前，已经有美国人吸食鸦片，主要用来治病，但美国人认为是华人把抽鸦片的恶习带到美国。鸦片具有缓解疼痛和提神的功能，有些医生认为鸦片的害处比酒小，还有人错误地认为鸦片能治疗酒精上瘾。美国内战后吸鸦片的人增多，19世纪末一个美国作者写道，1868年，全国有9万人吸食鸦片，到了19世纪末增加到50万。

　　1880年代，美国政府开始对抽鸦片警觉起来，以前只有华人吸鸦片，政府没怎么管，现在不少非华人也吸鸦片，事情变得严峻了。华人王清福写道，纽约有20多家店经营上等鸦片，有批发和零售，卖给白人和华人。唐人街有11家鸦片馆，花2.25元能买1盎司。很多鸦片馆不接待白人，保持低调隐蔽，以免招人耳目。一家烟馆一年能赚25万，可见开烟馆是暴利生意。

　　美国政府对鸦片征收很高的关税，1884年1磅生鸦片纳税10元，但加拿大的税收只有一半，于是美国很多鸦片是从加拿大偷运过来的。鸦片从亚洲运到加拿大西部的卑诗省，然后跨越圣劳伦斯河进入纽约北部的城市。也有将鸦片直接通过轮船走私到美国，通常藏在鞋子等其他物品里走私进来。

　　唐人街的烟馆不分昼夜，幽暗的房间里弥漫着浓雾，烟客舒服地躺在床上，侍者端来烟枪、烟灯、烟膏等一套用具，把一小团鸦片在灯上烤熟了，放进烟窝里，客人就着火苗吸入烟片，慢慢地陷入昏昏沉沉、云里雾里的幻境中。

　　鸦片的迷幻功能对美国人也有着很大吸引力，唐人街的烟馆里有华人，也有其他族裔，几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，三教九流和中产阶级都会来光顾烟馆，甚至也有白人女子迷上鸦片。

　　1880年代，在唐人街3条街和包厘街，有几十家鸦片馆。赌档、鸦片馆、妓馆通常在一起的。据传，“唐人街市长”李希龄拥有或控制勿街多家赌档，每年收入1万2到2万。

　　用洗衣店打掩护，全美几乎每个店都可吸鸦片

　　华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售卖鸦片，他们借用遍布美国各地的洗衣店打掩护，这些洗衣店形成一个非正式的鸦片销售网络。例如，纽约唐人街的鸦片馆老板，会给顾客提供雪城、芝加哥、水牛城、克利夫兰等地兼设有鸦片馆的洗衣店的地址。很少有美国小镇没有华人洗衣店，而几乎每个洗衣店都可以吸鸦片。

　　虽然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刚开始美国司法机构没怎么管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他们认为吸鸦片是华人干的事，虽然有人对吸鸦片表示愤怒，但他们关心的是非华人也染上这种恶习。其次，鸦片馆通常很隐蔽，藏在寄宿公寓、日杂店、洗衣店、赌档里面，在那里悄悄地给顾客提供鸦片。第三个原因，比起非法赌档、妓馆，人们认为鸦片馆害处比较小，因此也比较宽容。

　　华人吸鸦片很普遍，估计至少20%的纽约华人吸鸦片。美国人认为是华人使吸鸦片者大增，但历史学家指出，其实鸦片馆的繁荣不仅仅是华人移民促使的，还受非华人顾客的刺激，随着鸦片在黑市、娱乐场所流行起来，人们才注意到它。

　　19世纪后半期美国波西米亚文化的兴起，也使吸食鸦片流行起来。艺术家、演员、文艺青年挑战着当时的社会准则，他们喜欢在烟雾飘渺中与不同阶层、种族、性别的人混在一起，打破社会成规的界限，比起喧嚣吵闹的酒吧和夜店，鸦片馆让他们放松下来，静静地聊天，舒服地睡上一觉，醒来时又没有宿醉的感觉。

　　像赌博一样，鸦片馆比做雪茄和开洗衣店更赚钱，但是吸鸦片是非法的。开鸦片馆、卖鸦片、吸鸦片，都是非法的，警察会来突击查抄。但这些非法生意一直在唐人街继续存在，每次警察来搜查，把门封了，但很快鸦片馆又重开，生意照样兴隆。华人暗中打点警局，贿赂警察，安良堂大佬李希龄就是充当鸦片馆和警察之间的中间人，如果警察来查抄，他会赶紧给鸦片馆通风报信，如果来不及，有人被逮捕了，他负责交保释金保他们出来。作为交换，鸦片馆向李希龄交保护费，其中部分钱落入警察腰包。